北京顺义前鲁各庄村的“水稻复兴”

　　顺义北小营镇前鲁各庄村，这里的10月属于金色。200亩水稻即将成熟，收获的日子越来越近。在此前公布的第九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单中，前鲁各庄村的“张堪水稻”成功入选。事实上，前鲁各庄村的水稻种植历史悠久，曾是北京地区重要的水稻种植地。20世纪80年代，因务农人数减少与水源的枯竭，前鲁各庄村的水稻一度消失，直到2015年才再次出现并发展至今。借助历史文化与当代农人的努力，水稻种植也在前鲁各庄村得到“复兴”。

　　水稻种植一度消失超20年

　　前鲁各庄村的水稻种植历史很长，充足的水源和优质的土壤使其很早便形成北京地区为数不多的大面积水田。而如今位于前鲁各庄村西侧的水稻种植历史并不长，200亩稻田到今年才是第五年。从20世纪80年代到2015年，水稻在前鲁各庄村曾消失了超过20年。

　　作为土生土长的“前鲁人”，现担任前鲁村箭杆河河边合作社社长的刘晓辉告诉记者，小时候村子里的水田、稻田是看不到边界的。清水、蛙鸣、摸鱼、抓蟋蟀是曾经前鲁各庄村的童年生活。而作为当时村子里的主要种植作物，前鲁各庄村的大米也十分有名。

　　“当时是柴锅做米饭，每到中午，村子里都能闻到米香。当时小，下午总饿，家长就常把中午剩的白米饭，拍个蒜、放点酱油，一起焖，米的原香都在里面。”

　　“断层”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在刘晓辉的记忆里，从1985年之后已经很难在前鲁各庄村看见水稻种植。在他看来，水稻种植的减少一是因为水源日益匮乏，箭杆河水越来越少，不少村民用玉米、小麦这类对种植环境要求较低的作物替代。二是社会发展加快，不少村民选择外出打工或从事其他工作，务农的人越来越少，许多耕地也因此被搁置。

　　直到2015年，水稻才在前鲁各庄村再次成规模地出现。刘晓辉觉得，这算是“将断掉的历史接了回来”。

　　如今的“鸭稻共生模式”

　　气候和土壤为前鲁各庄村的水稻种植提供了基础环境。穿村而过的箭杆河不仅为村民提供了生活与农业用水，还在无形中塑造了前鲁各庄村的土壤环境。即便如今的箭杆河水相较过去，水位已有大幅下降，河水仅能依靠雨水作为补充，但是村内的土地依然是水稻生长的一大优势。

　　刘晓辉告诉记者，由于过去箭杆河水对土地的冲刷和沉积，河水中的一些微生物、矿物质存在了土层中。直到现在，土壤依然能保持较高的肥力，呈现出黑色。

　　“土地很软，水灌溉上去，能够保持相当的水分，现在浇一茬水之后，可以保持两个星期以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水稻种植上的用水每年都在减少的原因”。

　　而在如今的稻田中，蛙鸣难寻，取而代之的则是阵阵鸭声。这些鸭与水稻同期生长，等到水稻成熟、收获之时，分布在稻田中的3000余只鸭子也已长大准备销售。从合作社的经营上看，鸭子、鸭蛋可以作为产品出售。更重要的是，鸭也是前鲁各庄村水稻种植中必要的一环。

　　每年5月开始，水稻开始育种，鸭子刚刚出壳。等到插秧时，一个月大的鸭子也同时下水，鸭子下水除草，粪便就留在土里增加肥力，水稻长，鸭子也长。等到稻苗出穗时，鸭子也长得差不多了，可以不一直在水里活动，不会影响水稻的后续生长。

　　而作为合作社经营者，在刘晓辉看来，“鸭稻共生”的模式在为水稻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的同时，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成本压力，“单在除草这一项，每年的成本应该减少了20万以上。”

　　水稻身上的历史符号

　　在刘晓辉看来，比起蒸米饭的香味，“张堪水稻”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熬粥中。“蒸一次米饭，再加热一次，最后再熬米粥，一般的米基本就烂了，但是我们的水稻可以在制作三次后，熬出的粥还是一个个米粒，米粒比蒸米饭的时候更膨大。”

　　在如今的收获季节里，位于前鲁各庄村的200亩水稻高矮各异，有的穗大，有的穗小，根据品种的不同在大米的外观、口感上也有所差别。刘晓辉告诉记者，从2015年至今，尝试种植的水稻品种约有6种。其中，“越富”为曾经在前鲁各庄村大面积种植的水稻品种。这些品种统一构成了“张堪水稻”。

　　比起张堪其人，大家更熟知的是其孙张恒。但对于我国北方地区种植历史来说，张堪影响深远。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时期，如今的北小营镇曾属于历史上的渔阳郡狐奴县，光武帝刘秀将张堪调至此地任军政太守。由于当地农业十分落后，结合狐奴县的地理特点，张堪将水稻种植经验传授给当地百姓，也使得狐奴县成为我国北方较早开始种植水稻的地区。

　　“其实是希望通过一种文化载体，讲好现在的新农业故事，以张堪的名字命名，也是因为前鲁本身有这段历史，水稻种植就是这里历史的一部分，在做好农业的同时，我们希望能将这种农耕文化传承下去。”